作为现代性的历史选择-凯发娱乐亚洲

（一）

春天就要过去了。

这是南方的四月，繁花落尽，换来重重浓阴。青山隐隐，楼群延绵，动车奔驰，路过阿剑所在的衢州城。只有三分钟的停留时间，心里活动着对这位小我若干岁的诗人的表意行为。

有人远远走来，交肩而过。有人离开，再未回来。每个诗人在路上都可能相遇诗歌同道，或者漠然分道扬镳。读书阅世，往往有人世间古老的相识，对人与事加以辨识、评估。不惟如此，诗歌作者也在谋求“诗歌生路”，因为诗坛主流似乎有一个统一认识，那些思想风格与诗作内容具备现代性特征的诗人能够得到应得的首肯和赞美，就自然能获得了某种“永在”前景。

何为现代诗歌？何为“诗歌的现代性”？在历史时间轴上我们找到“五四运动”这个点时，就定义了现代诗歌和它诞生的时间原点。一百多年来，我们用白话所写、不求旧体诗格律形式的分行或不分行的诗歌作品，都被称作现代诗歌。无论读者和批评家不加掩饰地扔多少砖头，他们都不能在理论上否定哪怕质量粗糙的、手法非上乘的现代诗歌归属于现代诗歌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定义诗歌的现代性。

我们或者可以简而言之，诗歌作品能够显现作者对思想风格充满历史感知及其在编年史中谋定位置的未来意识，可称之为诗歌的现代性。

人总是站立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上面。我们深恐被天然地沾染现代性特征的时代抛弃，为不能掌握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的思想和工具而深怀幽戚，“落后”作为“现代性”的反义词置根于心中，成为人们心头上的现代性焦虑。

这的确是一个焦虑症并发的时代。依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带来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可知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使大多数人陷入了大量我们没有完全理解的事件之中，其大部分似乎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于现代诗歌而言，数量庞大、层出不穷的诗人群体普遍进行着革新实验，创造出诗歌现代性的新轮廓或孤立的语言表征，但未必令置疑者信服，指称已有拥有现代性和走向未来的部分成功。诗歌现代性的焦虑，它首先表现为肯定了中国以外的诗歌世界的强大和难以实质掌握与突破，其次表现为对国内诗歌的现代性置疑与否定。对何为诗歌的现代性、如何辨识诗歌的现代性，仍在诗人头脑中和公开的诗歌批评中进行诸种抗辩和争辩。

（二）

阿剑的诗集《姑蔑志》，有可能带来拥抱和亲吻，也可能激起匆忙的误读与刻板的批评。如果我推测得不错，误读和批评的中心问题正是诗歌的现代性。

诗集《姑蔑志》采用了浙江余绍宋编撰、1925年出版的《龙游县志》目录结构，分有“发凡”“舆地志”“䢖置志”“物产志”“人物志”“杂志”等章节。诗集没有用诗歌的形式对姑蔑或龙游县志进行内容复盘，而是借其形制、领其神魂，对这个被称为“姑蔑”的故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进行全新的诗歌专书。

我想象着第一次触摸到此诗集的衢州或龙游人，心中涌起何种有关姑蔑的历史文化记忆。

姑蔑故国已不存在，然而我们从未失去它。

阿剑取此诗集名，没有用龙游而择姑蔑旧称，大约因为地名“姑蔑”比“龙游”更具历史深度，挖掘出一个的古老国度、这片土地上所蕴藏的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信息”，它在成全一种品格——中国人的离黍哀郢之文化乡愁，中国人的抚今追昔之流连痛悟，皆出于此。可以说，阿剑的《姑蔑志》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文化考古：从一小国的诞生、延绵又消逝于历史长河，从一小城城廓初现、到人声鼎沸又湮灭于草木尘埃，我们拥有永恒的往昔，我们找到了未曾断绝的文化根脉。即便是到了今天，龙游也是这般景象——“千里岗与仙霞岭绿脊葳蕤，四省血脉穿行衢江。/江郎山，三根铜骨头撑起半壁天空”（《姑蔑活法》），更有200万衢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他看到一种现代性的丰富——“在姑蔑，人们有两百万种活法”。

中国人向来有一种重生、复构能力，哪怕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一个书生的雪崩同时降临”，也可断然否定“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论断，所有融入华夏的血脉与文化传承从未断裂而是不断赓续，从而成为现代之中国。有人满心悲伤地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现代性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创造力，缺乏对整个世界文明的新贡献。这种充满绝望情绪的认知与现化性焦虑，在部分现代诗歌写作与批评当中往往演化为几种时流。其一，追随西方范式，视其作品和写作动向为现代性写作之圭臬。其二，增强时效性，对当下题材和事件保持写作兴味，视古老主题和历史勾陈之作为陈词滥调。其三，减少词汇数量，洗脱诗歌语言中包含的“知识性”，演化为大小事件现场记录和彻底的口语。其四，矫作启蒙意识，有意攻讦讥诮。

阿剑的《姑蔑志》，恰恰与上述四者相违。

透过这部诗集，我部分地看到了他真实的个人生涯和伟大历史的泉源。他的诗歌语言高度“汉味”，具有谁也不迎合、自在充盈、怀抱远大的独创欲；他主题取材横阔古今，有沉入水底、姑蔑考古一般的地理；有当今“不受指责的草木生长”以及“光一般涌来”的“一个吐血皇帝的前世”生活风情，和诸如“一列远方的火车”样的洪水、“稻谷青黄，坟茔颓废，水流过新城旧墙/那白鹭迟疑停在半空”的各类历史记忆；以及描绘“几个河南工人在村口/叮叮铛铛建造木头牌坊，/一辆旅游大巴停在仰头可见的/新坟之下”“有人打铁多年。有人用稻草煮熟稻米”“你黑发，每一丝都在它妥帖的位置/待那海风吹乱海水拍击礁石和你白衬衫”现代生活场景。他有一种难得的主观意识磨难、一种直陈问题于起居的生存关切。他补习一般地写高度认同的知识群体远祖，也勾勒近前历史面貌中令人同情的熟人乡邻（如《梦史记》《刘勰》《杨炯》《听余昔青讲余振华旧事》等）。在诗集中，他温情地写及自己的家庭亲人（如《拖拉机》），怀念如昨日。他留意一只破损被古人丢弃的老碗，着墨于它隐含的南宋半壁江山信息和捡起它来的满目青山，使得他的短诗也深具历史情味与份量（《山间拾到一只瓷碗》等）。读他的诗集，也时时引发对古今社会的深思和感叹，我们这个国家最忠诚的支持者中有它最边缘化的子民，而这种国家民族情感具有相对稳定的古今同构的现代性（如《化工厂的白鹭》《端午散步，兼怀屈原》《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等）。

（三）

现代性并非单一的线形时间概念，只有当前和当前的百来年中才有现代性。在远古时代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也存在当时的现代性；以今天的视角看某个事物的构造法，那构造中存在着并不过时的现代性；现代性喻示的是一种可靠的、不因时间流逝而破败的“规律性”。譬如，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不仅器形优美、多姿多彩，许多器形沿用至今，而且彩绘大量采用宽带、三角、斜线、波折、网格等几何纹样，兼绘以人面纹、鱼纹、蛙纹、鹿纹等千姿百态的动物图案，笔触细致明朗，构图简练大方，构思巧妙独特，令人惊叹：他们一定掌握了平面构成和造型要素的某种规律，这种规律即是令人心生喜悦、蕴藏其间的“现代性”。诗歌也如是。我们仍然愿意回到对《诗经》《古诗十九首》、唐宋诗词的阅读中。这些古人的作品至今仍是经久不衰被模仿、借鉴、传诵的范本，而非在汉语中渐失踪影。西川在《抹不去的焦虑——读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一文中写道：

自中国新诗发韧至今，传统对于新诗写作的意义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对新诗写作是一个坐标，那么，没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责任既在诗人，也在学者。我注意到目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正在努力使中国传统思想获得现代阐释，但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尚无人意识到使之获得现代阐释和现代复述的必要性，而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却始终进行着。

江弱水在他的《古典诗的现代性》一书中对西川的上述言论也作了引用并进一步阐明，“现代诗人并非一概悬置了古典传统，现代学者也并非全然没有对古典传统加以重释与复述，但是这段话仍然具有十足的警醒意义，因为绝大部分诗人并不曾意地或有效地去汲取传统的营养，学者们对传统的刷新与激活工作也做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说，他想拿西方诗学的试纸，来检测中国古典诗歌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中，江弱水指认，在西方现代诗人的写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特质，在部分中国古典诗里同样得到体现，这些特质即是“现代性”。

阿剑用旧县志的编制体例著写诗集，其诗歌语言中斑驳杂陈的文白语句、新旧词汇，构成了西川所说的少数诗人重要努力工作之一。阿剑前承古典传统，继而重释与复述姑蔑国这块土地上从古自今统治者及其所属人民的际遇与生息，如同拿出了思想、行动、做梦的范例。从其诗作中，我们看到旧时代背影的远去，也看到新时代的来临。某种程度上说，阿剑从文化地理上已经回到了姑蔑国，回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在阅读其他著作篇章时，重新占有了文本，以旧框架、新模型描绘新旧生活场景，解释古今文本。他的这些诗，正好有江弱水所称的特殊化学成分，和百年来西方诗歌的特质——能够在同一场地收齐并构成诗歌现代性的所有要件与印迹。

有些诗歌批评，实在喜欢凭衣冠识人，以为前承传统，“用词老旧、文白杂陈”乃是一位穿明清或民国衣裳的旧书生或老学究，进而指称这类作者大致类似当今的“古典诗人”，身上有一种传统气味——传统几乎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与现代性无缘。阿多尼斯曾深有体会地说，法国人常有人认为，阿拉伯人即使来到城市，阿拉伯城市也无异于沙漠。这种偏见与其说来源于傲慢，不如说来源于浅知陋见。阿剑在此诗集中，毫无犹疑地写出了他的“中国文化乡愁”。在“进步与回退”“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等诗学命题中，直接选择了回退、旧中国与传统，近乎固执地重建地方诗歌乌托邦——姑蔑故国记忆。

在此诗集中，阿剑似乎有意建立古今一体、全息轮回的诗歌地理与语言生态。在众多的批评、嘲讽间反道而行，他以文白相杂对抗口语、以繁复抵御简单、以“汉味”接纳“翻译体”，试图改造时下“我们的语言”，这当然不是旧书生的浪漫和老学究的迂阔，而是一条路径选择。他叙写这个早已不存在于世、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姑蔑国及这个故国土地上新生的一切，写它的城垣、山脉、桥梁、溪沟、庙宇、电影院、公墓、窑址、高铁，写栖居于此的人民与各类生物，写头顶上的太阳月亮星宿，也写个我的游走、困扰与凭吊追忆。改造我们的语言，由冲动变成自我责任，从文化典籍中挖掘词藻并熔炼于当下的语言之中就转而成为一种需要。如江弱水所说，“撇开‘现代性’一词老是在一旁提醒我们时间所造成的干扰”，将之频繁用于诗歌语言之中，完成时代新语言的塑造。如阿剑在《一个男人在浙江写诗》一诗中所说：

执皓腕，游于市场酒绿灯红。

或断发文身，拾掇旧铁器

耕于山林，比兴起那悠长海岸线的月光。

阿剑看似走笔于江南故国的风光生意之中，实则用一种果决的旧比拟方式行走于新生浙江的现代江湖。这不是现代性身份焦虑，而是高度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一名现代诗人，可以做到古今混同、中西交织，破除关于古典主义风格的攻伐及其日渐强劲的偏见。阿剑在《富春山居图》一诗中写道：

吾爱！谁忍住饱受诟病的

爱欲、革命与逃亡，割自己成两段，

一截叫郁达夫，一截叫黄公望。

在家乡的河流及其两岸间，阿剑望见乡土的同时，还望见了逶迤而行隐约其间的一代代历史人物。他引他们为知己，他与他们在旷野中共视前川，也与他们在书页文字间悲欣相逢。那种属于自己的情感、怀抱、才华与言行曾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因之引为同道的身份认同感，令其心怀激荡，并忍不住高呼此山河，与此等人物为“吾爱”！

每当身处国家丧乱处境之时，每当我们直视中国知识阶层身处国家丧乱处境之所为时，都会躬身自问，是心有所衷胸怀黎民，还是意乱神离败道毁行，是旷野传道、明哲保身还是卑躬屈膝以求生。在这里，“江水冲开大道，粮食四处逃亡”（《衢人观天》），“我观乌溪水涨，满江都是滚动的大好头颅”（《唯心史》），“英雄、烈士、小丑、匹夫/纷纷路过此地”……天灾与人祸从来不缺口耳相传的故事性与现实区域，每一个人似乎都只能屈从于历史的局限，表现为根深蒂固、几乎不可克服的民族特性。这种“落后”的局面，令我们生发启蒙意识和意欲改天换地的责任，而这也突显出我们的现代性焦虑。

（四）

霍克海默指出: “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德〕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启蒙与焦虑形影相随，“启蒙恰恰开始于一种深层的焦虑和恐惧”（辛楠：《文化危机与现代焦虑:一种批判理论视角》），它启动于灾难与救亡意识，它承载着主动承揽的责任与非文学领域的诗思。在肯定前途的前提下，它多半是诗人品格的忧愁与批判的自然流露，也可能在某些时间节点上表现为彻底否定，断不可强求的绝望统领错误的心理情绪。阿图罗·沃曼说：“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见到的现代性模型同现在及过去人们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这是一种以日本、西欧和美国作为参照的发展中心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现代性模型，在启蒙现代性话语中，基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不断被日本和欧美蚕食和打败的现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农耕文化早已被前代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精英界定为应该抛弃的前现代遗存，乃至产生“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最后竟然讨论到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汉字这个问题——汉字这类图形文字比之西方广泛使用的拼音文字显得落后，它“禁锢”了中国人的大脑。随着反思现代性的深入，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大的秘密——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认知也由物质到制度到文化不断深入，对现代性的接受由被动到自觉逐步加强”（杨春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曾经误入到一片完全的认知错误境地，延绵数千年的中华龙脉曾经极度危险，人们差一点将之斩断而让中国人使用上某种新的拼音文字，一如韩国和越南。

于今，我们已然认识到对本族文化极端不自信产生的错误否定，其深层根源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家国失败而产生的现代性焦虑。延宕至今，我们的知识分子未必愿意承认启蒙已经完成，中国的前现代文化土壤已经实现转型，他们的心脏仍然因现代性焦虑而日夜烧灼。用阿剑的诗句形容之或许不错：

一注雄心犹未暝

半生老病坐此山

——《城南：烂柯吟——仿上梁文》

（五）

阿剑写姑蔑国显然不是为了历史文化否定而列举事端，而是对这片土地上历史文化的扬弃、认同与接受。2021年，他曾陪同我登烂柯山，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山脚下校史的迁变，主峰间的“青霞景化洞天”和烟霞远处“巨化”工厂的来历，这种熟悉度正好说明他的主人而非置身局外的身份。他将目光转向周遭物事的历史深处，将之视为步入古典诗性的主要路途。有时，他的诗句甚至表达了这其中的快意、清醒与领悟：

很久未遇见这种古老简单的雨了

我便端坐

——《城北：山中听雨》

阿剑并非没有批判意识，而且可以说，他的诗更多地呈现了世界的不完整，人世艰难、荒凉与破碎。他的诗不是为了完成诗歌考古学，深潜到淹没于浩渺水面下的姑蔑国遗址之中探求古人们的生活，而是拉近到近世的族谱与时光之中，制造出一种“叮当作响”现场纪事感，车轮滚滚，洪流不止，太阳向西滑落，秒针一步一步走向表盘正点时刻——眼看着诗句加快了诗的速度，最终将最后的诗句变成宣告或独白。

多了几滴汗，像墨坠落在

阅后即焚的宣纸上

——《字纸》

醒来。河流用泥土的颜色

告诉他家乡破碎前的古老讯息。

——《雨夜》

许多年后，你说，你说的故乡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乡村民谣》

好诗人不会是天生的，而是一种习得。批判的能力，也是一种习得。比起批判能力的习得，好诗人的率性与格调却是天地间自然养成的。阿剑出生于江南成长于江南，家乡就是姑蔑国故地浙江衢州龙游县，高中时报考并就读于兰州大学。他在西北呆了四年，养成了明显迥异于南方人的北方性格，真诚率性即便在闲谈中也会时时闪现。他的视野沉入姑蔑故国的旧事新史当中，没有进而引发非此即彼的中西、本土与异国的二元对立紧张情绪，反是进入到当下与全球的视域当中，获得现代历史感和本土开放性。

诗经未及的水果，沪深指数，深目高鼻的整容女，

和一首顽固的分行。

——《隔壁的推敲诗学》

阿剑在姑蔑故国旧地上写作，诗歌时空在头脑中大量转移，诗思在智识与现代生活背景下互为交错，并确认，诗人就是在现代动荡的语境和奇特的现实之间，生成并像贾岛一样推敲着诗句。

我看见车窗外黄昏，浙西南肥硕的青山。

营养良好的人，走在匆忙的街上。

——《读维克多·弗兰克尔》

帕斯捷尔纳克曾写到“度过一生，不是穿过一片旷野”。阿剑在移动的车窗内读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亲口讲述的故事，抬头则见车窗外驰过的中国浙西南“肥硕的”青山、进入眼帘的城市大街以及走在大街上“匆忙的”“营养良好的”行人，他也在极其短暂的一刻想到自己生命存在，他也看到了由远及近、由近而远的他者以“匆忙”“肥硕”等多种相似性形式存在的生命形态，他也以实证的方式将他我生命存在记录下来，中西、本土与异国的人们似乎有相同的黄昏与寂寞，他们静静地出现，周身并未像英雄那样发光。

隔壁街区独居二十年之后

你归家仿佛今夜。

我合上一个男人狭窄的一生仿佛今夜。

——《威克菲尔德先生在八月的夜里》

沃尔科特在评述罗伯特·洛威尔时说，“作家总会担心自己的命运，想以写作逃避，但他们终将品尝这种命运”。阿剑将阅读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所获得的体会以中国诗歌的形式写下来，也传递出一种幻想“与现实接壤”的效果，主人翁抗拒既定轨道的沉闷生活出离家庭，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一个八月的夜晚回归家里。“今夜”一再被强调，也像是在强调阿剑自己在“今夜”惶然归家，在“今夜”读完《威克菲尔德》这篇小说，也在“今夜”完成这首诗作。“今夜”归家的即视感和现代性，再一次释放出来：一如他写杨炯，“他翻个身，划完瀫水最后一个句读，再度沉沉睡去”，作家在逃避自己的命运，但也在回归自己的命运。阿剑在本土写作，也是在全球背景下纵贯中西的现代本土写作，他交游广泛，读写视域广阔。

（六）

大多数诗人的写作是碎片化的——正如波德莱尔指出的，惟有“消逝的瞬间的画家”能够捕捉现代性。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碎片化的，个体突破的面积越来越小，大多数人会在不同的题材与内容间跳来跳去——大多数小型鸟类的步伐只是蹦跳而不是飞奔或步行。阿剑显然有备而来，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这本集子中的所有诗作，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剖面——没有一个人不活在历史时间之中，一个人不可能活在所有的历史时间之中。人们乐于在那种短暂的、过渡性质的新鲜感中，找到意味着现代性的某种“新鲜”体验，可能也会给予永恒的定性与称谓，对此他完成的是系列“永恒角度的快照”。阿剑诗写姑蔑志，用碎片集中方式实现了地方生活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固化；用更长时空的理性目视地方生活以至中国大历史之现实，乃显鹍鹏之心志：用一本诗集构造一个全新的不可撼动的独特文本。在《时代的大词主义》一诗之中他写道：

作为一个表面谦恭的自大狂，我要写下

——时代！

我想要拥有它的口臭，滴滴答答的涎水与猩红舌头，

毛茸茸的双腿，咆哮掠过

人民的屋顶。

也许这一目标，自阿剑《姑蔑志》正式出版的这一刻起就已实现。卡林内斯库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时间对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诗集中《舆地志》《建置志》《物产志》《人物志》，不是在写个人试验式的酩酊大醉的生活，不是在寻找远离闹市的精神同盟，更不是简单呈现与西方相较的历史性落后，而是在探求希望——于旧而言，我们在求新；于安于现状而言，我们在求赓续嬗变。我们希望生活改善，安康富足，居有其屋，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业，病有所医。从深度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不是要获得不安、焦虑与气馁，而是要获得坚忍不拔的回升力量。在前所未有、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要改善现代化语境与心态结构，减轻嫉妒与怨恨，减轻竞争与活命的担愁，对未来抱有全部的信任：

今天

地球上刻满了活命的野菜和食粮

——《小满》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70年代就发出惊世预言：西方文明已经衰落，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必将光照整个地球。我们当然知道无处不在的制度化规训仍会调整人们的言行，智慧化数字化进程大有可能替换相当职位和工作，个案与悲剧仍然重复上演，部分群体哀愁仍旧刺痛人心，安身立命始终是普通人的心结与焦灼，多少人认为理想主义的现代人文“锦城”有如虚构……何以解忧？不妨相信，像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一文中提到的那样，“这个千年，上帝的香火在西方烧得遮天蔽日；烧得差不多了，上帝又会找别外的香火之地。现代汉语诗歌是一块‘应允之地’，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肩负起‘传薪’的责任”，一如阿剑如此写作，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性的“种子”“树苗”重新栽植，以此克服现代性焦虑与恐惧——阿剑找到的或许就是一条充满可能性、具有文化使命的新路径——看重我们的传统，避免现代性误读，启掘我们本体中与现代西方相通、历久弥新的智识与成果，这其中蕴含的不断推陈出新的现代性思绪历时7000年从未断绝，它总是与未来图景遥相呼应，总是热盼建立一种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更理想的天下，从具体涂画陶器与敲打键盘的手指到有关建构文化认同的人类命运宏旨，都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成分的消解息息相关。

也正如是，我们正视自己的祖先和文化父亲，感谢他们带来的新旧世界与现代性始终联结，客观地使用遗传给我们的一切可用材料，来建筑我们现化诗歌城市：夕照满姑蔑，诗星将隆重升起。

用阿剑三行诗结尾正好：

漂在异乡水里的木头，想必已不能嵌入

墙上的旧土地庙了。

夕阳中，故国锈蚀的燃烧还未熄灭。

2023.4.9，于上海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