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张枣与现代汉语诗歌-凯发娱乐亚洲

现代中国诗歌是变革自己的写作传统的诗歌，许多人称之为“新诗”，按照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选诗杂记》的说法，头一个十年中国新诗人“努力的痕迹”，是“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①这种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历史起点，实际上成了现代汉语诗歌后来努力的方向。

面对陌生的语言和世界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方向虽然标示，但道路却常常迷失。如同冯至所写的我们天天走的那条熟路，似乎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摩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十四行集·二六》）中国现代语境太复杂了，在张枣所谓“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时代”（《早春二月》），我们都面临这样那样的两难，时代与个人、历史与美学、 民族与世界，等等，或者一时无法做出选择，或者没有能力做出选择，或者来不及做出选择，“提前或是推迟”坐上现代高速列车的人们，面对光怪陆离的风景，不知如何在记忆与时尚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用“白话” 写“新诗”，却误以为“时髦”与“时式”就是“新” ②，结果是大多数成了描头画角的“跟班”，只有少数诗人有本体意识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

张枣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一、“朝向语言风景”

在我看来，张枣是可以和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卞之琳、吴兴华、穆旦等相提并论的当代诗人，体现着现代中国诗人最优秀的品质，并且有着自己的特色。百年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虽然改变了传统的语言与形式，但核心功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不过从言士大夫文人雅士之志，变成了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工具。尽管有良知、有才华的中国诗人，能够在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找到自己的诗歌主题和意象，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把自己手中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把“白话”作为运输新思想的工具，还是社会主义者如贺敬之、郭小川将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或者朦胧诗人视诗歌为争取人的权力的抗辩手段，诗歌都不是为了自身的完成，而是服从于更高的需要。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夏志清那篇通过现代小说提出的“感时忧国精神”里的“道德负担”对中国作家的影响③，同样适合现代中国诗人。你看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艾青最出色的诗篇之一，诗人把一个民族在外族入侵中承受的苦难，想象为雪中从北到南的逃亡，在主旋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的反复弹奏中，用风雪、马车、道路、 黑夜、河流、大地、天空等意象推衍战争中民族苦难的想象，其虚实的处理，具体与抽象的结合，以及节奏的控制，不可谓不出色。然而狗尾续貂，本该在主旋律第四次弹奏的余音缭绕中结束的诗篇，接着又来了这么一节：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就诗篇的自洽性而言，这无异于有机体上的赘肉。但它对于作者，却是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然而，一边援引法国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诗句，骄傲宣称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一边却怀着写作负疚感，担心诗歌语言不能起到改变现实的作用的，却远不止艾青一人。说是现代诗人，从庙堂和山林中走向了多元的现代社会，却仍然在“达”与“穷”、“进”与“退”的立场上面对诗歌，在工具性的意义上使用语言。写诗不是对应自我，就是承担现实，这样又怎能摆脱个人感伤和社会感伤的套式？不信任诗歌本身的独立、自洽与自呈性，不相信语言的“纠正”力量，诗歌必然处于依附的状态，不是倚重主体的道德人格，就是倚重客体的权势。如今 “新诗”已届百年，然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一般都还不能接受诗人只对语言“负有直接义务”的观念，不知道“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 ④。 

张枣与一般诗人的不同，正在于他知道自己在语言的领域工作，知道如何用语言去写诗。他那篇重要诗学论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明确标明了诗歌写作的向度。“朝向语言风景”，诗歌是一种“语言风 景”，但语言并不是风景，只有通过诗人对语言的运用即通过写作，才能实现语言到“语言风景”的转换。而要完成这一转换，首先必须理解语言的性质，获得正确的语言立场。这样才能自觉面对现代语境中经验与语言的矛盾分裂，在互相吸收与矛盾相生的意义上，让诗歌写作获得有质感、体温的“实在性”。张枣的诗学有其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人文背景，同时体现着他对象征主义运动以来“纯诗”写作的偏爱，但张枣与西方现代主义者在语言观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这就是面对语言的宰制不抱绝对、宿命的态度，单向认为语言就是牢笼，认为语言就是存在，除了语言别无他物。虽然张枣也同意词不是物，但认为与“全部语义环境”紧密相关。因此，处理“词”与“物”的关系，不能简单从“就是”通向“不是”，而是应该通过写作本身的追问寻求超越：“一个对立是不可能被克服的，因而对它的意识和追思往往比自以为是的克服更有意义。如果说白话汉语是一个合理的开放系统，如果承认正是它的内在变革的逻辑生成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同时又生成了它的危机，那么它的继续发展，就理应容纳和携带对这一对立之危机的深刻觉悟，和对危机本身所孕育的机遇所作的开放性的追问。” ⑤ 

张枣对词与物、符号与世界关系的关联性、实践性理解，一方面让语言摆脱了工具论，由于承认语言不是世界，词不是物，语言不是现实，语言也就无须对应现实，无论“反映论”，还是“表现论”，都被悬置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强调语言运用的“全部语义环境”，又体现了符号与世界、词与物相向开放、互相吸收、互相包容和互相承担的性质，因此写作的问题变成了既不是反抗现实也不是逃避世界，而是感觉意识的运用和如何在世界中胜出的问题。 

不错，张枣对语言的这种理解驱使了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使得诗歌变成了‘元诗歌’（metapoetry）”： “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 程。因而元诗常常首先追问如何能发明一种言说，并用它来打破萦绕人类的宇宙沉寂。” ⑥这段话影响不少研究者把张枣的大部分诗作，全部贴上“元诗”的标签，实际上，“元诗歌”的根本意义在于“追问如何发明一种言说”，其主要诗学价值是通过这个概念确立诗的本体性，同时提出了发明诗歌“言说”的方法论，这就是“将生活与现实的困难与危机转化为写作本身的难言与险境”，——这是《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反复强调的观点，也是更早发表的英文论文《1917以来持续发展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衡量中国现代诗艺术成就的基本尺度。根据这种尺度，他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分期和重要诗人的评价，与流行文学史很不相同；他认可的第一代诗人的代表，既不是胡适，也不是郭沫若，而是鲁迅，因为散文诗《野草》把矛盾对立的内心经验转化成了虚构，即把生存的危机转化成了语言的危机。

而张枣自己的诗歌写作，更是这种诗学最为生动的见证。他20世纪90年代的力作《卡夫卡致菲利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大地之歌》等自不待言， 即使早期一些精致盆景般的抒情小品，也体现了不依赖“抒情主人公”的情绪牵引，不依赖经验与情境的具体性，具有让诗境与诗语魅力自呈的特点。譬如他的成名作《镜中》，它的灵感或许与情爱经验有关，但诗的旨趣却不是让你产生经验的共鸣，而是自洽自足的诗歌文本本身的美学张力。任何不能自呈其美而需要解释的诗其实都不是好诗，《镜中》之所以值得我们玩味是因为它有自身的完整性。你看这首诗的意象： 梅花、河流、梯子、马、皇帝、镜子、南山，它们在汉语语境中都是“旧意象”，但张枣利用“旧意象”的互文性， 在新的语境、结构中变成了翻转主题的因素，而它们本身也在翻转中获得了现代意味。在本诗中，起句于隐形说话主体的“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经由带着甜蜜“悔意”的“危险的事”（“危险的事固然美丽”是否也可以是“美好的事固然危险”？），收束于“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种巧换对象的“回归”结构，怎样促成了“后悔”的重新定 义？——这带着凉意与清香的梅花式“后悔”，是后悔还是欣悦，还是后悔与欣悦的交织？

二、在不同语言的交汇点创出异彩

《镜中》具有文本的自足性，无须依赖主体与时代而自己发光，可以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典范作品之一。现代汉语诗歌是立足于现代经验，以开放的胸怀面向古今中外诗歌资源，通过现代汉语转换生成的、具有现代象征体系与文类秩序的代际性诗歌。在现代汉语诗歌中，涵容与体现着几千年华夏文明、与诗歌构成互相阐述关系的汉语，是其智慧和风度的承接与体现。现代汉语不同于古代汉语，即使五四时代尝试新诗写作的“白话”，也不是明清小说里的白话，而是寻求“语”与“文”互相趋近的语言现代化实践。现 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因素，共通的一面是作为象形文字的符号根基没有变，语音与词汇也变化不大，不同之处是外来词语和新造词汇大量增加，音节增多（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甚至多音节），以及语法上接受了西方影响趋于严密。 

语言是“心智状态”（mentalstate）的体现，现代汉语是必须克服诸多矛盾诉求才能抵达自我完善的语言系统：强调汉语性可能失掉其现代感，而倾侧现代性则可能弱化它的汉语性，这是旧体诗写作虽然人口众多却不能代表现代诗写作的原因，也是“新民歌” “欧化”两极写作难以得到认同的原因。更有效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必须在两者的矛盾中发现其互相激活、互相纠正的力量，通过个人才华彰显汉语的精神气质和现代风度。 

事实上，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诗歌一个重要不同，是它摆脱了中国经验与汉语的封闭性，可以说，自 “白话诗”运动以来，最优秀的现代中国诗人都不是一个简单用汉语言说、阅读与写作的人，而是同时会用母语以外的语言感受别国文明的人。现代汉语诗歌无论从经验而言，还是从语言文字而言，都体现着某种互为开放的生成性。世界性里面有中国，中国性里面有世界。现代“汉语性”是被“世界性”发现、照亮和不断生成的。更有甚者，成就高的现代中国诗人，往往同时也是一个外国诗歌的译者：新诗革命的先驱胡适毫不脸红地把一首题为《关不住了》的译诗收进了自己的《尝试集》，还在序言中宣称它为“我的‘新诗’ 成立的纪元” ⑦。施蛰存也曾明确指正过戴望舒的译诗与创作的关系：“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 ⑧ 

犹如杰出的前辈诗人冯至、卞之琳、穆旦、吴兴华均为外文系出身，且都翻译出版过西方诗，张枣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不仅生前在《今天》发表过不少译诗， 死后还有《张枣译诗》出版。作为翻译家的张枣，翻译的成就如何，意见并不相同，张枣生前的朋友钟鸣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对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诗篇的翻译是“迄今能见到的最好的”，而翻译史蒂文斯的诗“更是灵气十足，质量很高” ⑨。但也有人认为张枣的译诗对原作不大忠实，常常借体寄生，把译者的思想趣味强加于对象，只能说是“张枣的特拉克尔”或“张枣的史蒂文斯”。年轻学者王东东显然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最近发表了一篇讨论张枣翻译的论文《中西现代诗歌关系新论——以张枣对史蒂文斯的译写为中心》，他认真比照张枣与别的译者对同一首诗的翻译， 也发现了张枣译诗与原作的差异，“张枣的翻译更像一首出色的汉语诗歌，……或者说对史蒂文斯在汉语中的再造”，由于这个原因，文章认为张枣的翻译不是平常意义的诗歌翻译，作者用“译写”一词命名张枣译诗传达与创造的交融，并认为“译写”体现了诗歌翻译 “更崇高的真理” ⑩。

“译写”是不是一定比翻译更好？可能既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是诗歌的特殊问题。 弗罗斯特说“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大概由于诗有太多微妙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方面诗人翻译家更能心领神会，另一方面传达无法传达的东西就得依靠重新发明。重新发明的“译写”不是原汁原味 的，但按照米勒文化旅行的理论，却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美国诗人庞德1915年出版的汉诗英译《神州集》，对原诗的误读比比皆是，受到许多汉学家的批评，但艾略特却带着惊羡称赞庞德“发明了中国诗”。 后来许多美国的诗歌选本，可以不选庞德自己的创作，但他的英译汉诗是少不了的。

诗歌翻译中的“发明”是不同语言的相遇的结果， 如同两条河流相汇激起的浪花，在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中产生了特殊的“边际效应”。这种“边际效应”成为诗歌翻译的一道风景倒在其次，更重要的还在激发了诗人自己写作的“发明性”。这一点让能翻译的诗人普遍受益，譬如里尔克诗的翻译之于冯至、吴兴华，艾略特、瓦雷里诗的翻译之于卞之琳，凡尔哈仑诗的翻译之于艾青，奥登诗之于穆旦。翻译帮助了诗人翻译家反观自身，“发现”自己，获得新的灵感。

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中，西方诗歌的影响如影相随。但是对于西方，真正能用西方语言阅读理解的人，还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依靠翻译这根拐杖。翻译的水准本来就良莠不齐，加上诗歌中许多元素是无法转换的，因此人们所读到的、模仿的译作，很难说是真正的外国诗歌。西方诗歌在“转运”以及不入流诗人的拙劣模仿中，正面意义不断递减而消极成分上升，也就成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负资产”，——不少人把中国现代诗歌的“欧化”“散文化”， 全部归咎为受西方诗歌的影响。

这当然是一种误会。两种语言、两种诗歌的相交，不仅具有“发明性”，还有揽镜自照、认识自我的意义。只有真正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发现中国。在五四青年开口闭口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之际，精通六种西方语言，周游欧洲各国十几年的辜鸿铭，却白天在北京大学讲堂上大张挞伐西方文化，晚上在家中用英文翻译“四书”，向西方人炫耀隐藏在“高级古典汉语”中的精神与智慧。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上的，中国诗人也是通过世界诗歌，不断发现自己的诗歌传统和汉语特质的。卞之琳 “化古化欧”，为人们津津乐道，焉知“化古化欧”的前提就是古欧均识，能够互照互勘，在融会转化中创出异彩。应该昭彰外国诗歌的作为参照、作为镜子帮助中国诗人反观汉诗的意义，因为对西方诗歌有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张枣才对传统诗歌的意象、题材、气氛、 法度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有心的读者都看到：第一，张枣诗歌中最让人难忘的意象都是中国味十足的意象，如“鹤”“梅花”“南山”“镜子”“桃花园”“灯笼”等； 第二，张枣对传统中国故事，典故、主题的兴趣远超一般的中国诗人，在《镜中》《何人斯》《杜鹃鸟》《楚王梦雨》《刺客之歌》《桃花园》《梁山伯与祝英台》《吴刚的怨诉》等诗篇中，传统中国的文化记忆如同《桃花园》 中的诗句—— 他们仍在往返，伴随鸟语花香他们不在眼前，却在某个左边或右边， 像另一个我的双手，总是左右着这徒劳又徒劳，辛酸的一双手。 远不止张枣被“另一个我的双手”所左右。你读读闻一多1930年代写的《奇迹》，特别是注意被遮蔽的诗人吴兴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褒姒的一笑》《西珈》《岘山》《览古》《绝句》等诗篇，便不难发现， 真正懂外语、了解西方诗歌的中国诗人，如何重新校正了自己的诗歌立场，如何发现了古典诗歌可资利用与转化的因素。远不止运用现代感觉意识让传统意象、意境获得新生，还有对汉语精神与形式技巧的再领悟。

三、自觉面对写作的危机

当然，朝向语言的风景，揽镜自照，通过“他者”辨认自己，有助于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在现代条件下开拓道路，衔接我们自己的传统，让现代汉语诗歌具有张枣所称的“汉语性”。但认同传统和获得文化自信，却不一定能让传统赢得未来。辜鸿铭是通过“他者” 重认了传统的，然而他以传统的方式去承接传统，将四书五经与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放在一起全盘肯定，结果不仅未能昭彰传统，反而增加了五四青年的反感。只追时尚而不能与传统建立关联的写作，不是有根的写作而是时代的漂萍；而只认同传统不能让传统与现实建立关联的写作，也不过是传统的回响而不是走向未来的脚印。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它不是继承得到的，如果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一，领悟过去与现在的共存关系，获 得“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第二，以真正的创新推动“新与旧的适应”，实现传统秩序的调整⑪。 张枣与其他杰出现代中国诗人的历史贡献，从根本上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而这种对话关系的建立，既来自他们中西文化的双重视野，也由于他们对“新诗”发展危机感的意识。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我们提到，由于“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时代”，“新诗”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过程中，是充满着盲目性的。这种盲目性是导致写作危机的根源，正如吴兴华曾经指出的那样：现在许多杂志被印着“新诗”的作品，不但不供给我们“新”意，而且不是“诗”。好一点的是有一点意思，却不能发展成形，坏的则与月份牌画、通俗小说毫无二致。他说：“现今新诗的危机并不是读它的人太少（像许多人所想的一样），而是写它的人太多。在大家谁也不知道 ‘新诗’到底是什么之前，你来一首，我也作一篇四行，十行，百行，以至千行，不过是乱人耳目。” ⑫

张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现在的新诗”之外的诗人，自觉游离于流行新诗之外。他知道“‘新诗’到底是什么”，知道它是“语言风景”，而且必须体现“汉语性”；他意识到自觉的写作必须在混杂、破碎、矛盾的语境中，自觉面对主体身份的危机、文化错位的危机和语言的危机。他始终在寻找正确的立场、途径与方法，提出了“将生活与现实的困难与危机转化为写作本身的难言与险境”的解困方案。这个方案是不是通用的现代方案？或许不是，只对某种风格的写作有效。但无论如何，诗人对语言的沉浸、对写作危机的警觉，绝对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最宝贵的精神品格。 我们有太多只看到风景不知道危险的写作者，不做准备，毫无训练，匆忙奔跑，结果不但不能创造诗歌风景，反而无意中成了风景的踩踏者。没有危机感的人只能留在现代汉语光滑的表面，只有把“朝向语言风景的旅行”当作一种历险的诗人，才能像张枣那样不断用现代人的情感与智慧，让那些古老的意象、词汇重新燃烧，让那些外来的技艺、形式被汉语之胃完全消化，以诗歌之“甜”体现汉语的气质与风度。

在五四以来让“白话”转化为“诗语”的实践中，张枣肯定是最投入、最用心、语言与形式试验最自觉、诗歌文本最精粹的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因为自觉和用心，所以丰富深厚，经得起读者反复玩味。虽然张枣生前只出版一册诗集，死后汇总的诗作也只有300 页左右，但少而精，也成为现代汉诗写作的一种启示。

注释：

①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提出：“现在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新诗的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创造周报》，1923年6月10日第5号）朱自清则在 《新诗》（1927年）中认为：“1919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朱自清全集》第4卷，215页，江苏 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③夏志清：《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见《中国现代小说史》，461-462页，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 

④艾略特认为“诗人做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种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诗的社会功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24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罗兰·巴特则从符号学的立场提出：“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场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说》，见《符号学原理》， 4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⑤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⑥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 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⑦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

⑧《戴望舒译诗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⑨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载《西部》2012年第13期。

⑩王东东：《中西现代诗歌关系新论——以张枣对史蒂文斯的译写为中心》， 载《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⑪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2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⑫吴兴华：《现在的新诗》，《文学杂志》（台北）1956年 12月20日第1卷第4期，署名 “梁文星”。

本文原载《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