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有首短诗，一直放在我心上，还时不时拿出来温习。这就是诗人肖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它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一提法，更可以看作陈超20多年来诗歌批评、诗学思考的结晶，既指向了先锋诗歌既往历史的总结，又与一种寻求“价值支点”的努力相关——“我试图以‘...
2015年的诗歌现场，确实具有“混搭”的风格，“吞咽困难”也说明任何单一的文学、文化逻辑都不足以消化。社会关怀与悲情消费、非政治的诗意与泛政治的学术、真的问题与伪的...
本文尝试以诗人柏桦的《水绘仙侣》、“史记”系列，西川的《万寿》，萧开愚的《内地研究》，欧阳江河的《凤凰》等作品为个案，在简要评述的基础上，探究一下“历史想象力”...
如果将诗歌不仅理解为一种自视高明、自我标榜的艺术，而且也看作是一种能参与当下思想生活、价值生活的实践，那么，“嫩仔”之外，“大叔”们其实更值得提醒：当某种“行规...
这并不等于说，穆旦作为一个话题……我们或许可以追问：一个诗人无党无派的政治意识，只是某种“良知良心”的显现吗？它有无特定的展开前提？又与何种现实诉求相关？
本文就以一个当代诗歌文本（西川《致敬》）为个案，结合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背景，尝试也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拆解诗歌写作与其背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特殊关联。
在臧棣身上，的确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公共化的，可供他人效仿，可以像“时代性”的切片那样，得到教科书式的说明。然而，除此之外，似乎还有某种东西，一直远离着公共的阐释。
“70后诗歌”的提法……这支“概念股”还是包含了基本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是由好事者四处张贴的美学标签来说明，更不是由“新陈代谢”的历史豪情来保证，而是因为30年...
在一种看似烂熟实则陌生的环境里，十年变速的感伤框架，有必要放弃了，有必要开始习惯在没有时间推动的重叠空间里悬浮着行为、说话、与各色人交往。但自我辨识的要求、对于...
《现场与远景》发表于2001年，十余年的事境变迁或不变间，您是否仍自谓“旁观者”？诗歌江湖犹在，热热闹闹的，少了些刀光剑影，却不乏觥筹交错，请问，就整体而言，您对如...
少有人像姜涛一样，轻易地穿越边界，同时在诗歌写作、文学研究与当代诗评三方面取得骄人成就，尤其在重要性逐渐降低且日益萎缩的当代诗歌批评领域，越来越突显出个人敏锐而...
姜涛，1970年生，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新诗及现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出版有诗集《我们共同的美好世界》《好消息》、《鸟经》、专著《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汉语诗歌十佳诗人”、“教育部名栏；现代诗学研究奖”、“王瑶学术奖青年著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诗东西》诗歌批评奖”等。
作为写作当代诗的诗人，开愚是站在自家的楼廊上的，那种提供纵深视野的至高位置不可能再有，他看到的风景也只是日常生活的局部。同时，人、风景与历史，也都封闭于自身，排斥着任何史诗性阐释的可能。即便如此，至少有一点开愚是与茅盾相同：风景里仍然充满了政治，蕴涵了一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奥秘的东西。“看”的过程不是为了无利害地静观，从而再次确认自身智力与情感的完满，“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搏斗和角力的过程。它要求破除纳喀索斯式的封闭自我，它要求一只挣扎着伸出去的手。——摘自《巴枯宁的手》
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艺领域，如何在自由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之外，构筑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已成为不少人思考的焦点。这不是说儒家的、左翼的、无政府的资源可以直接派上用场，而是意味着我们至少应该挣脱当代的逻辑思考，当代的思想和艺术才有未来。正如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所显现的，文化创造力来自“时势”的挤迫及观念的重释，需要一种“斡旋实效”的智慧，审时度势，别立门户，以求关键时刻的瞬间出手。这一过程，不是某个领域苦心孤诣可以设计出来，而是需要更广泛的心智联合。当代诗并非因为自身的边缘化，就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其实践性品质的重塑，关键是看它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进去、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至少在《下雨》一类写作中，我可以读出创造价值、重建主体“触着”的努力，它对无政府传统的援引，也暗示出当代诗原本也可以有另外一套引擎。——摘自《巴枯宁的手》
《水绘仙侣》之中，对日常起居、男女清欢的刻绘，突然插入了“避乱与侍疾”一段，结构上的失衡，或许就暗示了“稗史”想象力面对严峻时的慌乱。而“史记”中的一幅幅“行乐图小照”，的确令人拍案，但如果串联起来，荒诞琐屑的喜剧感，似乎又伴随了些许无常又庸常的单调之感，读者不禁会疑问：“这些依赖于大同小异的各个历史细节所精确地转述的诗歌叙事，其本身很难获得诗意的文本性自足与满溢。”更进一步说，诗人和批评家都摆脱了对历史“真相”的焦虑，主动放下了历史理解的框架，专注于词语的狂欢；但另一方面，“稗史”的想象力，又预设了日常细节的鲜活、保真，可以留住人性的本然。虚无于“养大”之虚，却崇信于“养小”之真，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本身就很不“后现代”。——摘自《“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
……这就涉及到了某种“诗教”的重建。所谓重建“诗教”，当然不是指要回到传统，让诗歌成为启迪、教化、陶冶的人文工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不是要将写作贬低为一种基于反映论的社会慈善，而首先是要在意识层面，脱掉诗人紧巴巴的行业制服，从那些“正确”的诗歌知识、规则、谱系中解放出来，看一看自己的写作到底面对什么，需要触及什么，在环境的迫切、历史的纵深，以及腾挪变动的视野中，而不是凝定的行规中，思考写作的位置。——摘自《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 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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